田凯华，齐卫平：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生成的三重逻辑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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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4期；
作者简介：田凯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内容提要：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仅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为近亿名党员的强大力量支撑，也是其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就和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演进中孕育形成，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建党精神生成于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正确道路的历史进程之中；生成于近代中国社会循序渐进、新旧更替的思想嬗变之中；生成于各种政治力量角逐和各种目标选择的斗争实践之中。建党精神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构筑于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深厚基础，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之精髓，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诞辰，这是值得隆重纪念的盛大节日。历时百年而不衰的政党在世界上并不多见，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青春依旧的政党更是凤毛麟角。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复杂演变和先进分子的艰辛探索推动形成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从以“红船精神”为代表的建党精神出发，历经百年实践探索和思想创造，建构了丰富的精神家园。凭籍建党精神注入的强大能量，中国共产党从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为近亿名党员组成的强大组织，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就和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演进中孕育形成，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深入研究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对于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党精神生成的历史逻辑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老中国内忧外患，面临着国家衰落、民族苦难的凄惨命运。“面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开始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1)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开辟新路，朝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方向创造并不断丰富建党精神。
(一)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压榨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社会动荡不安导致民变四起，农民阶级首先起来反抗。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历时14载，转战18省，先后克复600多个城镇，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这场发生在中国刚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农民运动，最终被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势力联合绞杀。尽管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处于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却始终没有停止过与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抗争。全国各地农民反抗斗争依然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广大人民在斗争中逐渐意识到凭借农民斗争不可能实现中国社会的改天换地，哪怕抗争再激烈、声势再宏大，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中华民族的命运。近代中国前进的历史步伐需要超越传统阶级的局限，实现社会力量的新旧转换。
(二)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中兴幻梦一场空
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封建王朝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开始寻求挽救中国衰败之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他们的主张在鸦片战争爆发20年后被一些官员所接受。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在军事工业、民用工矿业及交通运输业等领域取得显著成绩。但是，洋务运动并未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当时流传的一幅《东亚时局形势图》，在中国地图上用狗熊、老虎、青蛙、老鹰等标识，形象地呈现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格局，山河破碎的强烈观感震撼国人。吴玉章曾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四川)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3)内忧外患下，清政府被迫采取“新政”，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法制等方面推出改革举措。然而，统治集团中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有限改革只是一场试图避免封建王朝崩溃的自救运动，目的在于缓和内外矛盾，延续清王朝统治。“新政”非但没有延长其寿命，反而加速了灭亡的到来。
(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探索：山颓海啸始茫然
甲午战争呈现的不仅是中日国力的比拼，而且是两种制度的较量，清政府的惨败并非完全由军事武器劣势造成，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更是决定性因素。受甲午战败刺激，康有为联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组织发动了以宪政改良为目标的维新变法运动。但是，中国人又一次品尝了苦涩。资产阶级改良派满腔热情的改革只持续了百日就宣告夭折，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复兴自强的机会。（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事实证明，改良派对上指望没有实权的皇帝，对下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失败是历史必然。但是，这场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运动，让落后的中国看到了制度设计的另一种可能，中国人民正是在打破对清政府和封建阶级自我变革的幻想中实现了对历史的超越，革命风暴注定掀动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抗争：无量头颅无量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经历了进步力量的一次更替，改良实践被革命实践所取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毅然举起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大旗，发动了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古老帝国的夜空，也敲响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的丧钟。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全国半壁江山宣告脱离清政府统治，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的任务被提上日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作为一个新生政权，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条令及政策，扫除封建专制主义，终结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虽然最终没有使中国走向真正的民主共和，“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4)。
(五)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为有源头活水来
工人阶级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产物。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第一代中国工人便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企业中形成。中华民国初年，兴办实业的政策推动国内民族资本迅速增长。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工人阶级人数扩大到200万左右。这支新兴社会力量思想日益成熟、力量日益壮大，到五四运动时期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任落到了无产阶级肩上。（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工人阶级有着与生俱来的革命性。首先，他们大多数来自破产农民，到城市后社会身份发生转变，但仍然和农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他们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更容易与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其次，与传统农业分散经营方式不同，近代工业的生产方式使工人集中分布于通商口岸、铁路、矿山、面粉、纺织等企业中，有利于工人阶级形成组织意识和团体力量。再次，中国工人阶级产生和形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使他们同时遭受本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5)近代中国社会因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而走向新的道路，新旧政党的替换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历史必然。
“事实说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6)时代催生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
二、建党精神生成的理论逻辑
从鸦片战争时期一些先进人士主张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开始，近代中国人便把取经域外作为救亡图存之路，孜孜以求地引进传播西学。新思想冲击传统思想，激发中国先进人士以新思想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但结果总是让人失望。中华民国初年，社会急剧转型，政治形势波谲云诡，文化冲突异常激烈。社会思潮作为时代脉搏跳动的症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社会精神的变迁。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生成，体现了近代中国思想嬗变的历程。
(一)近代文明的输入：冲破封建思想牢笼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思想界已有变化先兆。以龚自珍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目睹清朝社会现状，深感“康乾盛世”风光不再，生发出沉重叹息。他们批判君主统治和官僚腐败，开启“讥切时政，诋排专制”之风。他们在民族耻辱中认识到自己的国家落后了、古老的民族掉队了，看到了比刀剑矛盾更先进的枪炮兵舰，看到了大大胜于中国手工劳作的机器生产优势，看到了中国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窘迫难堪，决意把这些东西学到手。虽然他们的西学眼光局限于器物层面，但其思想解放开风气之先，揭开了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历史扉页。
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到，只搞器物变革的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于是他们提出实行立宪政治体制的改革主张，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步，社会思潮也实现了对“中体西用”保守思想的超越。资产阶级改良派输入许多新思想。他们猛烈批判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主张改变封建专制统治；提出一系列新政，寻求经济、军事、教育以及政治的变革主张；宣传进化论思想，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警示同胞落后就要挨打，就要亡国灭种，只有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才有出路。然而，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百日维新”的失败阻断了他们的变法行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轻而易举地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变革扼杀于摇篮之中。
20世纪初，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西学传播进入新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卢梭的《民约论》、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为主要武器，倡导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家。孙中山十分欣赏美国总统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格言，称其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即来源于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具体化，它树起的旗帜指导了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历史实践证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没有为中国提供救国救民的出路，但它是近代先进文明输入中国的一个必经环节，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正是经过这个环节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新文化运动兴起：扬起民主与科学之旗
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思想的演进不受个别人主观行为的左右。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收获了制度变革的成果，也品尝到思想革命不彻底的苦涩。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为维护独裁统治，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头脑，共和制度外壳下依然是专制的灵魂。李大钊十分愤慨：“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7)陈独秀撰文指出：“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8)许多曾经对资产阶级革命抱有热切期待的爱国人士目睹中华民国初年经济、政治和思想的现状，很有革命一场但社会依旧的换汤不换药之感。
西方制度为什么拿到中国就不灵了？问题究竟是出在西方制度本身还是因为自己出错的缘故？这些问题令一些人疑惑不解。在对西方文明进行更深入的探究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政治改革必须以深刻的思想革命为前提，辛亥革命的成果之所以被封建势力所篡夺，根本原因是缺乏思想文化革命作为引领。基于这一认识，一批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把思想启蒙作为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的突破口，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发行《青年杂志》(1916年起改为《新青年》)，扛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陈独秀积极倡导政治民主、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旧道德。他大力宣传科学，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密切结合。在五四运动鼓舞下，他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追求，开始探讨社会主义问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李大钊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有感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李大钊对君主专制政治展开了猛烈抨击。在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时，李大钊提出中国亡国危险迫在眉睫，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他还对传统思想糟粕进行批判。陈独秀、李大钊和蔡元培、鲁迅、胡适、吴虞、易白沙、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积极活动，共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发起猛烈抨击，实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先进人士从国外的器物仿效、制度搬用到文化反思的思想嬗变。它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跨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门槛，但却为迎接新的思想革命作了铺垫。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黑暗中国的思想火炬
中国最初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在1899年，当时它作为欧洲社会主义派别被介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开始在中国传播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显示了强大思想威力。
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创办《万国公报》，首次提到马克思主义，但直到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使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名词。1901年，由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刊物《译书汇编》连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的著作《近世政治史》，1903年中国留日学生在《浙江潮》中发表《新社会之理论》，介绍了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原理以及共产主义理论发展历程。1905年，中国同盟会主办的《民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了不少介绍。这些介绍虽然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但在当时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多的情况下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07年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和刊物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1907年8月，张继、刘师培等人发起中国留日学生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为了证明无政府主义的正确性，他们传播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无政府主义。
受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介绍不可能引起人们重视。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迷茫中的中国人民以强烈震撼，“大大促进了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偏见作斗争的事业，并给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一条通向被压迫国家最遥远的角落的道路”(9)。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替代性的先进力量，揭开近代中国革命新的一页，革命阶级要推动社会变革，亟需科学理论指导，亟需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政党力量。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随后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举起了照亮中国的火炬。
三、建党精神生成的实践逻辑
20世纪初，社会急剧转型和思想激烈交锋孕育出一批立志救亡图存的先进知识分子。与传统的政治力量相比，他们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文化观念，推动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更新换代。1915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表现出思想筛选的特点，在各种思想和主义的碰撞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展开激烈论战，为生成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提供了实践基础。
(一)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战：真理越辩越明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困局的回应。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前期，民主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是在“新旧思潮激战”中进行的，那么新文化运动后期尤其是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更加深刻的思想运动则是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争鸣和斗争中进行的。随着科学社会主义日益广泛和深入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与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愈发凸显，从而引起一些人对新思想的恐慌。
首先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胡适。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自称“政论导言”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宣扬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和庸俗进化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胡适的文章一发表就遭到质疑。首先反对他的是时任《国民公报》编辑的蓝公武，他当即在报纸上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10)，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11)。接着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坚持自己的改良主义观点，继续攻击马克思主义者“根本解决”的政治主张和阶级斗争学说。1920年1月，李大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指出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决定于经济的状况与变化，论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顺应时代需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运动后的第一次思想论战，本质上是对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方式变革的争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了中国进行社会改造的必要性，推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社会的出路进行了深入思考。
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辩是反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又一场斗争。这场论战的双方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梁启超和张东荪等人认为：“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12)，但他们提出的办法就是走罗素提出的开发财源、发展实业的资本主义之路。针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观点，李达、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撰文驳斥，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陈望道的《评张东荪君底“又一教训”》、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判》、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等文章。这些文章指出，中国发展实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能采取资本主义的方式，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端是绝无可能的。在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成为自为阶级，才能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关系到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组织无产阶级政党、要不要采取革命手段改造中国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场论战区分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的界限，也凝聚起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
第三场论战是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论战。长期以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广泛的市场，一些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也深受其影响。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者有刘师复、黄凌霜、区声白等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机器是人类一切残杀和侵略的根源；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将攻击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劳工政权。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有力反驳。（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开始回击无政府主义的信号。继而一大批反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相继出现，其中代表性的有《社会主义批评》《讨论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等。这些文章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强力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个人绝对自由的主张，要运用中央权力组织生产与分配。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步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各种新思潮中的指导地位。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形成：汇聚骨干力量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是世界观的群体转变。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率先实现思想转变，组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
十月革命后，中国第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早在1913年，留学日本的李大钊就研究和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当时理解还比较肤浅。十月革命爆发时，李大钊在北大任图书馆馆长和经济学教授。他系统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思想逐渐转变，目光也从西方转到东方。受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阻挠，国内民众对十月革命真相知之甚少，不明真相者甚至对十月革命表示质疑。李大钊从外文报刊翻译和研究十月革命情况，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认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13)。这些论述有力地驳斥了反动派对十月革命的污蔑。（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分析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一些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观点，在有关中国革命的对象、方向、道路与阶级分析等重要问题上，明显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立场。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加上实践印证，李大钊的思想彻底由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思想转变为后来知识分子的选择做了表率。
与李大钊相比，陈独秀的思想转变稍晚一些。当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陈独秀依然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陈独秀对西方文明有着执着的追求，因此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对这场革命的认识很模糊。随后的形势发展使陈独秀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先是十月革命后遍及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蓬勃兴起，使陈独秀受到触动。自1918年起，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意大利等国相继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一些国家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目睹这一切的陈独秀进一步转变思想，同情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到1920年春，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传到中国，在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大大激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陈独秀从这时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至中共一大召开，他曾写过《谈政治》《国庆纪念底价值》《社会主义批评》《和区声白谈论无政府主义》等文章，开始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并指出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文章观点可以看出，陈独秀这时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瞿秋白也是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瞿秋白曾尝试从哲学思想中寻求救国之道。随着新文化运动发展，瞿秋白卷入“新旧思想大激战”，逐渐摆脱传统束缚，追求新知识、新思想。1919年1月，他联合一些先进知识青年创办《新社会》，在这一刊物中抨击旧思想，宣传社会运动，讨论社会主义。五四运动是瞿秋白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点燃了瞿秋白压抑已久的火苗，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成为中坚分子，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了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1920年初，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投入极大热情。他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14)同年10月，瞿秋白以《晨报》特约评论员身份奔赴苏俄，全面了解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社会的发展。在苏俄的两年中，瞿秋白开展了大量工作和广泛活动，并在学习和实践中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
毛泽东是在晚清新政的新式学堂里成长起来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对各种思想辨别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从1910年下半年到1915年前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第一次转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加入革命军。但是革命形势的发展让他失望，半年后他回到学校继续求学。在这一时期，孙中山革命派的激进书刊、五四运动中传入中国的各种主义，推动了毛泽东思想转变。在五四运动前，他已逐渐放弃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新村运动思想，树立了用革命手段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思想。随着新文化运动深入开展，毛泽东对各种主义进行了研究思考。1918-1920年毛泽东两次赴京之行给他带来了极大触动。1918年8月，毛泽东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和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到北京，同年10月，他到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参加工作。在这里，毛泽东不仅通过阅读报刊吸收了很多新鲜知识，而且直接向李大钊等人请教，探讨关于新思潮的各种问题。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第二次赴京期间，毛泽东完成了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根本转变。他回忆说：“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15)这次赴京，毛泽东曾与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问题，这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16)
周恩来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是从留学日本期间开始的。周恩来刚到日本不久，俄国十月革命就爆发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种流派的书籍如潮水一般涌入日本，这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周恩来回到中国。他积极领导并参加天津的五四运动，对这场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有了深刻认识。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经过了斗争实践，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发行革命刊物《觉悟》。在李大钊的鼓舞下，周恩来积极带领组织成员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11月，周恩来远离祖国到欧洲勤工俭学。旅欧期间，他目睹英国工人运动蓬勃开展，将当地情况和各种主义进行比较，认定英国式社会主义是空想，只有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才是正确的。同时，他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错误反动思潮，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的学说。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创立并建设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7)
恽代英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转变经历了一段摸索过程。互助社是五四运动前出现最早并有较大影响力的进步社团之一，其发起者和组织者就是恽代英。从社团名称看，当时的恽代英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影响较为严重。五四运动时期，恽代英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创办“利群书社”，批判封建主义，但新村主义思想仍较为严重。1920年春，恽代英由武昌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讨论革命问题，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1920年开始，恽代英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他翻译的《阶级斗争》一书对广大先进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部分翻译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由于深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他在当时并未完全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恽代英逐渐认识到，“教育问题，正和一切问题一样，非把全部社会问题改造好了，是不得会解决的”(18)；不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剥削统治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天国”是绝无可能的。他最终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幻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1年7月，他领导组织“共存社”，要求“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19)。这时的恽代英开始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除上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外，一大批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先进青年和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如李达、蔡和森、杨匏安、董必武、林伯渠、邓中夏、赵世炎等，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不断扩大。尽管当时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水平还有限，甚至一些人还未摆脱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并在扩大马克思主义阵地方面起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
(三)近代中国前进目标的新选择：“走俄国人的路”
鸦片战争后，家国破碎的痛苦经历触发中国先进分子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普遍担忧。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从西学东渐到三民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救亡图存一次次选择向西方学习，又一次次被现实痛击。
首先开启向西方学习之路的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首先看到西方的坚船利炮，要求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则发现西方军事力量强大的后盾在于发达的工商业，军事侵略根本目的是实现经济掠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为本，兵战为末”。在这种思想指引下，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振兴工商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从封建地主阶级到早期维新派，这一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学习的内容由军事设备转向经济贸易，还仅限于器物层面，未将西方国家的建构模式作为中国的发展蓝图。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脚步迈进新阶段。资产阶级改良派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效仿对象，主张君主立宪制，从政治体制、议会制度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向日本学习。资产阶级改良派不能引领未来的前进方向，继而登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推翻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孙中山认为，英美是世界完美的民主典范，因而从军事到经济、从政治到文化对英美进行了全面学习，创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而把近代中国向西方的学习推向新境界。
辛亥革命胜利后就夭折的命运，打破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仿效英美的梦。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反思失败教训，放弃了仿效英美的目标追求，转向更加青睐激烈的法国大革命。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才是最激烈最彻底的革命，较之英美革命更值得学习。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让陈独秀对法国大革命的向往幻灭。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发生转变。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认识到十月革命对20世纪历史进程产生的划时代影响，并从中看到了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希望。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反复比较了法国大革命与俄国革命，指出俄国革命“人道主义之精神，入人之深，世无伦比”，“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倘无是者，则赤旗飘飘举国一致之革命不起”(20)。（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通过比较法俄革命，李大钊从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角度论述了俄国革命的价值内涵，同时为新文化运动中追求主体权利和主体地位的先进分子提供了道路和目标选择的新思路。在李大钊大力宣传下，新文化运动的先进分子逐渐将目光从对法国大革命的关注转向认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上来。“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根据，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1)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走俄国人的路”的结果。近代中国在一次次仿效目标的尝试和比较中，才找到了一条真正适合国情的正确道路。
结语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形成于历史发展进程中，传承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开拓新路的创造精神，包含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不惧艰难、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艰苦朴素、发愤图强的创业精神，严明纪律、自我革命的治党精神等丰富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的基本构成。这样的建党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日生成，贯穿于其百年历史实践的全过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党精神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构筑于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断探索的深厚基础之上，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之精髓，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建党精神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刻，大力弘扬建党精神具有新的时代意义。